“万亿俱乐部”来了!城市竞争底层逻辑值得深思

发表时间:2020-06-05    文章来源:远博志城

对一座城市来说,经济总量跻身“万亿俱乐部”是城市经济实力的象征。目前,各地2019年经济成绩单陆续揭晓,佛山以10751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首次入围万亿城市俱乐部,至此中国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的城市数量扩至17个。

城市的经济规模增长背后的城市发展因素有很多,我们姑且从最简单直白的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着眼,探究下城市经济增长背后的关键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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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体来看,强者愈强、规模竞赛加剧

长三角: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无锡

珠三角:深圳、广州、佛山

环渤海:北京、天津、青岛

中部省会:武汉、郑州、长沙

西南区域:重庆、成都

目前,17个GDP万亿俱乐部城市包括了4大直辖市、7个省会城市、3个计划单列市和3个地级市。从区域分布来看,长三角入围6个城市,珠三角和环渤海各入围3个,长三角城市群依然是中国最强城市群。

(二)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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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万亿俱乐部城市人均GDP深圳第一、无锡第二,北京、上海分列第五和第六,重庆、天津垫底,和我们通常的城市认知有点偏差。

深圳:最“赚钱的城市”和“最年轻城市”

先来看第一名深圳,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1344万人,人均GDP高达20.3万元,平均高出北上广5万元左右,为何深圳的人均GDP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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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劳动生产率,2018年北上广深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其实并不大,深圳还略低一些。但深圳的劳动人口占比高达80.6%,常住人口中的八成都参与社会财富创造,反映到家庭结构中,深圳常住人口家庭中老人的占比不高。由此可以看出,深圳当之无愧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

此外,深圳的创新经济活力与创新企业密度独树一帜,集聚了包括华为、腾讯、平安、大疆等诸多国内创新型行业龙头企业,叠加创业板的光环效应,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深圳的经济密度和产出效率。当然,深圳当前高房价雄冠全国,尤其是天价学区房和学位稀缺等短板,对于深圳吸引年轻人落户还有待观察。从长远发展与城市竞争力构建,深圳应该在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雄心”之下,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把留住人才、留住创业激情等作为重要任务。

重庆:“还差钱”的网红城市,也有“难念的经”

再看最后一名重庆,2019年重庆常住人口3124万,人均GDP为7.6万元。重庆常住人口是17城中最多的,比第二名上海还高出近700万。重庆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何如此低?2018年重庆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2.6万元/人,只有北上广深的一半左右,重庆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不是因为人多,而是因为生产效率低。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生产效率比成都、天津都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重庆目前仍有1037万的农村居民,重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66.8%,比成都低了7.6个百分点。低城镇化率背后是城市整体工业化发展程度仍不充分不均衡,严重拉低了重庆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直辖市,重庆既有我们熟悉的“小香港”式的沿江CBD集中区和网红打卡地,也有我们不熟悉的秀山、石柱、城口、巫溪等偏远区县,部分区县的人均GDP甚至低于3万元。

人均排名靠后的成都、天津、郑州都存在劳动生产率拉低人均GDP的现象。这些城市一方面由于城市常住人口众多堆高了经济总量,另一方面城市财富创造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附加值低、替代性高的生产劳动,劳动者本身获得感不强。

(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老百姓的获得感的最真实体现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反映了生产法下的居民生活,但会放大生产基地的经济总量,缩减消费中心的经济总量,所以上文出现了无锡、苏州、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于北京、上海的情况,这并不说明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真正高于北京、上海。

收入法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更好地衡量居民生活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按照收入来源,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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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图中,北京、上海以7.4万元拔得头筹,深圳排名第8,天津、成都、郑州、重庆排名垫底。重庆、成都、天津、郑州这4个城市收入与经济总量偏离的原因上文已提到。

关于其他城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总量偏离的原因,本文使用2018年各个城市的收入结构进行分析。通过比较2018年城镇可支配收入中的财产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来分析不同城市的收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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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先看深圳,2018年深圳的工资性收入为47767元,比第二名的北上苏高出7000多元,深圳的高工资也是持续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但深圳的转移净收入是-3384元,严重拉低了深圳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点还是和前文提到的深圳“比较年轻”有关。转移净收入中占大头的就是养老金,深圳年轻人多、老年人少,养老金交的多、取得少,因此转移净收入为负。珠三角的广州、佛山在转移净收入上也表现出同样的“年轻化”。

再来看宁波,宁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高于其经济总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因为宁波经营净收入高达11118元,17城最高,宁波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和营利能力都很好,也造就了宁波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隐形冠军”。(隐形冠军是指那些拥有全国甚至全球领袖地位的中小企业,是衡量一国一地制造基础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

关于经营净收入的影响,可以观察天津和青岛,两城的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都差别不大,主要的区别在经营净收入上,在两地经营企业应该差别很大。

最后看一下北京和上海,两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结构上,比重都很大。其中,作为两个国内城镇化率引领全国的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早、崛起快,房地产开发规模与房价较早就领先全国,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水平。广州、苏州也有类似的情况,广州的城市旧改、苏州的快速城镇化等也提升了居民财产性收入。

同时,从转移净收入指标来看,北京和上海两城的老龄化问题值得关注。2017年,北京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比例已达24.5%;2019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比例高达35.2%。杭州、南京、长沙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攀升。从欧美、日本等国家经验来看,少子化、人口老龄化等现象,会显著影响城市经济规模增长、人均收入提升,制约城市发展。如何在现有人口结构中,激活新兴人口,是上述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

(四) 总结

这17个城市入围“万亿俱乐部”已经证明了其经济增长模式的有效性,不过“市富”不一定“民富”。长三角城市群实力最强,老龄化问题需要“未雨绸缪”。珠三角城市群年轻人多,科创水平高,但高房价和医疗教育短板已经产生“挤出效应”。中西部区域中心城市大部分都存在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受外部环境变化冲击大,未来必然要面临城市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崛起,需要更多的“万亿俱乐部”城市共同支撑,泉州、东莞、济南、合肥、福州、南通、西安都是优秀的候补梯队;中国崛起,更需要人民富足安康,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不断改善民生,提高居民收入,才能扩大内需,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引擎,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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