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服务业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后到1978年的严重抑制阶段，受历史因素局限，服务业的发展呈现缓慢、曲折的特征；第二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0年的起步加速阶段，改革开放后，服务业步入起步发展的正常轨道，增速加快；第三阶段是从1991年到1999年的稳定发展阶段，服务业发展活力迸发，增长趋于稳定；第四个阶段是从2000年入世后到2013年的赶超发展阶段，服务业增长迅猛，占比接近乃至超过第二产业；第五个阶段是2014年以后的超越发展阶段，服务业占比继续提升，超过50%。第二、中国服务业领域更新迭代，由建国后的政府配给、基本满足人们生活起居为主，到市场化下的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行业快速增长，再到入世后服务贸易获得加快增长。与此同时，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城镇化的推进、服务业改革和开放政策、信息技术的突破式发展、知识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等诸多因素，催生了服务业的内生需求，直接促进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中国服务业改革经历了从逐渐放开市场准入到完善市场结构体系，再到产权制度改革的历程；服务业对外开放经历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部分领域放开到入世后全面开放的过渡阶段，再到2013年后自贸区战略阶段，当前，服务业对外开放正进入全新阶段。第四、未来服务业发展应正确认识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占比超过50%后的特殊阶段以及当前我国所处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准确把握新技术、新政策、新人才等对服务业的推动作用，继续巩固深化服务业改革和扩大开放。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与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发展经历类似，都经历了从农业、工业为主，逐渐过渡到以服务业为主的过程，这一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与人类需求层次递增规律是一致的。
图1 中国服务业发展阶段划分和重要事件图
第一阶段是严重抑制阶段（1949—1978年）。建国初期，我国全面实施计划经济，为保障国家安全，实现“赶英超美”，重工业被放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完成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全国上下集中力量进行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在当时的背景下，服务业被看作是不创造社会财富的非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发展受到各种约束。在此期间，国家政策的震荡、三年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均对服务业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1952年至1978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升反降，由1952年的28.6%上升到1960年的32.1%峰值后一路下滑到1978年的23.7%。
图2 1952-1978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及占比第二阶段是起步加速阶段（1979—1990年）。1978年后，我国正式进行改革开放，服务业过于落后的状态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不利影响，国家开始逐渐重视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开始步入起步发展的正常轨道中，为90年代的稳定发展理顺了思路、积蓄了力量。原先极度抑制造成的服务业短板，在政策放宽后，服务业发展被迅速激活，期间虽有争议和反复，但中央仍然坚持发展服务业的大方向，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占比从1979年的21.4%上升到1985年的28.5%，并在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后一路上升到1990年的31.3%，这一时期的服务业名义增速达到了18.9%，超过经济增速4个百分点。图3 1979-1990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及占比第三阶段是稳定发展阶段（1991—1999年）。进入90年代，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服务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水平稳步上升，居民储蓄不断积累——这直接催生了新型的服务需求，同时也拉高了对白色家电、机电产品的需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扩大内需，中国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巨量国债拉动了基建和相关基础工业发展，第二产业占比上升挤占了服务业占比上升空间。
图 4 1991-1999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及占比第四阶段是赶超发展阶段（2000—2013年）。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式步入全球化时代，这一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服务业开放具有重大意义。经过这一阶段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至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产业。
图5 1999-2013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及占比第五阶段是超越发展阶段（2014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自2014年起，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继超过第二产业后又超过50%，在2020年达到54.5%，在国家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图6 2014-2020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及占比
服务业的发展与内部结构的升级与居民消费能力（收入水平）直接相关，城镇化推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都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契机，而服务业改革和开放政策、新的信息技术的突破式发展、知识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不断催生对服务业的内生需求，直接促进服务业结构转换升级。图7 1952-1978年我国服务业产业结构演化趋势
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驱动服务业结构升级。新中国成立初期，服务业结构单一，邮政通信网点稀少，交通运输网络稀疏，服务业以批发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等传统服务业为主，住宿和餐饮业基本由国家管理部门经营，主要以政府接待为主，加上人民收入水平不高，需求不旺，服务业发展缓慢。这种状况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产品、消费类工业品严重供应不足，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严重滞后。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等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逐步放开多种形式经营，行业监管制度逐步出台，国际品牌开始进入中国。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消费潜能得以释放，随之而来的是消费需求结构的不断升级，总需求中需求弹性较低的物质产品需求占比逐渐下降、需求弹性较高的服务需求占比不断提升。截止到2020年，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7.3%、2.9%和7.5%，相比1978年的26.8%、4.9%和20.1%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的比重为15.2%和13.5%，相比1978年的8.45%和8.83%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信息技术推动服务业结构转型升级。1978年对外开放给国内服务业企业带来竞争压力，这也极大地推动国内服务业企业进行技术和服务创新。特别是2001年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及工业技术的进步不仅催生了新型的服务业态，也促使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服务业发展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例如带来了金融交易的快捷性和便利性，提高了居民金融参与度，催生了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等业态；便捷的网络购物催生了国内繁荣的电商，依托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网的新零售成为新型服务业态，数据显示，我国网上零售额由2015年开始的38773亿元上升到2020年的117601亿元，5年翻两番，年均增长24.8%。互联网技术也为邮政仓储、快递服务等行业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尤其是进入2013年后，邮政业获得快速发展，逐渐从传统服务业发展成为现代物流业；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互联网+”也为住宿和餐饮业插上翅膀，携程、去哪儿、飞猪等酒店平台方便消费者选择酒店，外卖点单、微信点餐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饿了么、百度外卖、美团点评等餐饮平台满足越来越多人的需要。
政策引导驱动服务业结构升级。1986年正式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首次将服务业的发展列入“五年计划”中，并提出“要大力开展咨询服务，积极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等事业”。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要求全党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服务业，提出了加快发展服务业的13条政策和措施，并指出第三产业重点包括商业、物资、外贸、金融、保险、房地产旅游、居民服务，咨询、信息和技术服务业，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行业，交通、邮电、科研、教育和公用事业等四大类[1]。2000年入世之后，中国进入服务业全面开放的过渡阶段，国家逐步打破服务业垄断和壁垒，开放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逐步递增，在这一时期，我国逐步放开金融、保险等关键领域，甚至原先限制较多的通信、会展、旅游以及专业商务服务的开放程度也显著提高。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中国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任务和要求，甚至在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也逐步放开外资准入限制[2]。2019年，国家《关于新时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业态和模式创新，推动智慧物流、服务外包、医养结合、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新业态加快发展，引导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新模式有序发展。
图9 需求、技术和政策驱动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多元化和品质化
一是持续推动服务业改革。中国服务业的改革基本是按照先易后难、渐近推进的原则展开的，其基本路径为“逐渐放开市场准入到完善市场结构体系，再到产权制度改革”。建国初期，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引导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积极作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征程正式启幕，这段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农村以及国有工业企业，其中农村改革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工业方面则强调开放——利用国外资金、技术设备来推动自身发展。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注意到了人民对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缺口，尤其是集市贸易等涉及民生服务方面。1978年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四川大竹县召开全国集市贸易座谈会，为集市贸易恢复名誉。1979年3月，在举行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上，提出了“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原则上应放开”的意见。1983年，我国推行城市工商业推进承包制改革。1984年为解决人民出行和运力短板，我国开始吸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进入交通运输业。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央对服务业仍然没有清晰的认识，只是从现实的需求出发并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按照先易后难、解决人民急需的步骤，有序地推进服务业改革，并且发展服务业实际上也是出于解决农村中存在的大量隐形失业压力的考量，具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1986年，国家正式将加快服务业发展写入“七五”计划，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制定“五年规划”中首次提出服务业产业化、市场化，在政策引导上扭转了对服务业的传统歧视。在“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明确表示，“第三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是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必然趋势，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20世纪90年代初，连锁超市开始诞生，其中中国最大的家电及消费电子产品零售为主的全国性连锁企业国美成立，1991年，联华超市在上海开业，1994年，物美超市成立。1995年，家乐福率先进入上海，次年，沃尔玛在深圳落户。2013年后，服务业与中国整体经济社会的改革步调基本一致，这一阶段服务业改革也逐步迈入攻坚克难的阶段。2013年11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召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明确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极大地激发社会创新创业热情。2014年12月，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九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3]。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服务业发展也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人全面跃升阶段。二是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1985年至1992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指导吸引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陆续出台，虽然这些政策法规主要是鼓励外资发展制造业而对服务业的开放并未给予充分重视，但是部分领域——如旅游、参与和房地产等对外资的限制放松，成为外资进入的行业。1992年到入世前，中国复关和入世申请进入了实质性谈判阶段，即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和围绕起草中国入世范例文件的多边谈判。这个阶段由于复关及入世的相应要求，国家开始迅速推动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在理论、政策以及实践层面对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态度取得了一致——从较多限制向鼓励开放转变。1995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其后多次修订版本为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定奠定了基础。2001年至2006年为服务业全面开放的过渡阶段，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做出决定，接纳中国加入WTO，中国承诺入世后3至5年内逐步放开服务业市场准入限制，外国投资者进入相关领域享受国民待遇。自此，中国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逐步递增，并开始实质性性地履行入世协议的承诺，在过渡阶段逐步放开金融、保险等关键领域，甚至在原先限制较多的通信、会展、旅游以及专业商务服务的开放程度也显著提高。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将自由贸易区上升到国家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对加快自由贸易区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在金融业贸易服务、外资等多方面进行试验探索，并大力推进上海发展转口和离岸业务。截止目前，中国拥有自由贸易试验区（港）达到21个。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对外开放方面重点提出要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201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获得通过，其明确指出“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进入了全新的阶段，这直接体现在《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项目的急剧缩减上。这一系列措施的积极推进，极大推动服务业发展，也增强服务业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而且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中国服务业发展将稳步迈上新台阶。
一是正确认识服务业发展阶段和任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党中央关于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论断，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日趋盛行，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未来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诸多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同时，伴随着经济增速换挡、步入“新常态”，中国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当前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4.5%，而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基本超过70%，预计未来我国服务业比重将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大部分[7]，二者应相互促进，此消彼长，因此发展服务业也需要厘清与制造业关系。未来发展服务业需要要进一步增强服务业的经济带动能力、就业吸纳能力、消费服务能力，促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形成功能突出、错位发展、网络健全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二是新技术、新政策、新人才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技术是动力引擎，当前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迅猛发展，服务业将迎来智慧物流、服务外包、医养结合等新业态和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新模式。因此，要适应时代发展趋势，打造一批面向服务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平台，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服务领域深度应用，引导传统服务业企业改造升级，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水平。新政策是发展支撑，要加快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创新适应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和产业融合发展需要的土地、财税、金融、价格等政策，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新人才是核心要素[8]，要以专业化、国际化、高端化为目标，加快服务业人才体系建设，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培育服务业变革和增长的动能。三是持续深化服务业改革和开放。“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需要我国充分挖掘国际、国内市场，提升内外循环能力，这也是深化服务业的改革与开放的关键所在。从对内改革层面来看，应深化服务领域改革，破除制约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从切实降低服务业企业税费负担，加强对金融、信息、科技等新兴领域支持力度，通过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等来加快推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和合理化进程，同时积极引导社会投资向服务业倾斜[4]。从对外开放层面来看，应继续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条件，鼓励社会力量扩大多元化多层次服务供给。积极稳妥扩大金融业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提升外部投资吸引能力，持续增强服务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1] 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加快发展服务业 [M].[2] 夏杰长,姚战琪. 中国服务业开放40年——渐进历程、开放度评估和经验总结 [J]. 财经顾问研究, 2018(4).[3]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中国经济新常态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4] 李贵赏. 现代服务业结构变动影响就业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测度 [J]. 商业经济研究, 2020, 19): 171-4.[5] 任泽平团队. 全球历次房地产大泡沫：催生、疯狂、崩溃及启示 [J]. 2021.[6] 马骥, 庞靖民.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及趋势 [J]. 学术交流, 2018, 10): 103-9.[7] 谭洪波、夏杰长. 协调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M]. 光明日报. 2020.[8] 周利梅, 白华. 新中国70年服务业的发展成就与经验 [J]. 经济研究参考, 2019, 18): 9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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