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座城市来说，经济总量跻身“万亿俱乐部”是城市经济实力的象征。目前，各地2019年经济成绩单陆续揭晓，佛山以10751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首次入围万亿城市俱乐部，至此中国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的城市数量扩至17个。

城市的经济规模增长背后的城市发展因素有很多，我们姑且从最简单直白的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着眼，探究下城市经济增长背后的关键性因素。

（一）   总体来看，强者愈强、规模竞赛加剧

长三角：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无锡

珠三角：深圳、广州、佛山

环渤海：北京、天津、青岛

中部省会：武汉、郑州、长沙

西南区域：重庆、成都

目前，17个GDP万亿俱乐部城市包括了4大直辖市、7个省会城市、3个计划单列市和3个地级市。从区域分布来看，长三角入围6个城市，珠三角和环渤海各入围3个，长三角城市群依然是中国最强城市群。

（二）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 

2019年万亿俱乐部城市人均GDP深圳第一、无锡第二，北京、上海分列第五和第六，重庆、天津垫底，和我们通常的城市认知有点偏差。

深圳：最“赚钱的城市”和“最年轻城市”

先来看第一名深圳，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1344万人，人均GDP高达20.3万元，平均高出北上广5万元左右，为何深圳的人均GDP那么高？

观察劳动生产率，2018年北上广深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其实并不大，深圳还略低一些。但深圳的劳动人口占比高达80.6%，常住人口中的八成都参与社会财富创造，反映到家庭结构中，深圳常住人口家庭中老人的占比不高。由此可以看出，深圳当之无愧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

此外，深圳的创新经济活力与创新企业密度独树一帜，集聚了包括华为、腾讯、平安、大疆等诸多国内创新型行业龙头企业，叠加创业板的光环效应，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深圳的经济密度和产出效率。当然，深圳当前高房价雄冠全国，尤其是天价学区房和学位稀缺等短板，对于深圳吸引年轻人落户还有待观察。从长远发展与城市竞争力构建，深圳应该在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雄心”之下，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把留住人才、留住创业激情等作为重要任务。

重庆：“还差钱”的网红城市，也有“难念的经”

再看最后一名重庆，2019年重庆常住人口3124万，人均GDP为7.6万元。重庆常住人口是17城中最多的，比第二名上海还高出近700万。重庆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何如此低？2018年重庆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2.6万元/人，只有北上广深的一半左右，重庆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不是因为人多，而是因为生产效率低。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生产效率比成都、天津都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重庆目前仍有1037万的农村居民，重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66.8%，比成都低了7.6个百分点。低城镇化率背后是城市整体工业化发展程度仍不充分不均衡，严重拉低了重庆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直辖市，重庆既有我们熟悉的“小香港”式的沿江CBD集中区和网红打卡地，也有我们不熟悉的秀山、石柱、城口、巫溪等偏远区县，部分区县的人均GDP甚至低于3万元。

人均排名靠后的成都、天津、郑州都存在劳动生产率拉低人均GDP的现象。这些城市一方面由于城市常住人口众多堆高了经济总量，另一方面城市财富创造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附加值低、替代性高的生产劳动，劳动者本身获得感不强。

（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老百姓的获得感的最真实体现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反映了生产法下的居民生活，但会放大生产基地的经济总量，缩减消费中心的经济总量，所以上文出现了无锡、苏州、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于北京、上海的情况，这并不说明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真正高于北京、上海。

收入法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更好地衡量居民生活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按照收入来源，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图中，北京、上海以7.4万元拔得头筹，深圳排名第8，天津、成都、郑州、重庆排名垫底。重庆、成都、天津、郑州这4个城市收入与经济总量偏离的原因上文已提到。

关于其他城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总量偏离的原因，本文使用2018年各个城市的收入结构进行分析。通过比较2018年城镇可支配收入中的财产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来分析不同城市的收入结构。

还是先看深圳，2018年深圳的工资性收入为47767元，比第二名的北上苏高出7000多元，深圳的高工资也是持续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但深圳的转移净收入是-3384元，严重拉低了深圳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点还是和前文提到的深圳“比较年轻”有关。转移净收入中占大头的就是养老金，深圳年轻人多、老年人少，养老金交的多、取得少，因此转移净收入为负。珠三角的广州、佛山在转移净收入上也表现出同样的“年轻化”。

再来看宁波，宁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高于其经济总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因为宁波经营净收入高达11118元，17城最高，宁波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和营利能力都很好，也造就了宁波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隐形冠军”。（隐形冠军是指那些拥有全国甚至全球领袖地位的中小企业，是衡量一国一地制造基础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

关于经营净收入的影响，可以观察天津和青岛，两城的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都差别不大，主要的区别在经营净收入上，在两地经营企业应该差别很大。

最后看一下北京和上海，两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结构上，比重都很大。其中，作为两个国内城镇化率引领全国的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早、崛起快，房地产开发规模与房价较早就领先全国，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水平。广州、苏州也有类似的情况，广州的城市旧改、苏州的快速城镇化等也提升了居民财产性收入。

同时，从转移净收入指标来看，北京和上海两城的老龄化问题值得关注。2017年，北京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比例已达24.5%；2019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比例高达35.2%。杭州、南京、长沙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攀升。从欧美、日本等国家经验来看，少子化、人口老龄化等现象，会显著影响城市经济规模增长、人均收入提升，制约城市发展。如何在现有人口结构中，激活新兴人口，是上述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

（四） 总结

这17个城市入围“万亿俱乐部”已经证明了其经济增长模式的有效性，不过“市富”不一定“民富”。长三角城市群实力最强，老龄化问题需要“未雨绸缪”。珠三角城市群年轻人多，科创水平高，但高房价和医疗教育短板已经产生“挤出效应”。中西部区域中心城市大部分都存在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受外部环境变化冲击大，未来必然要面临城市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崛起，需要更多的“万亿俱乐部”城市共同支撑，泉州、东莞、济南、合肥、福州、南通、西安都是优秀的候补梯队；中国崛起，更需要人民富足安康，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不断改善民生，提高居民收入，才能扩大内需，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引擎，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